对话辽宁省杰出科技青年奖获得者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婷 心血管影像：临床转化与智能未来融合

　　人物简介

　　刘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放射科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获得者，“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长期聚焦心血管影像诊断与临床转化研究，致力于推动精准影像、人工智能与临床诊疗的深度融合。

　　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等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十余项。研究紧扣临床需求，围绕急性冠脉综合征、心肌再灌注损伤、特殊人群心肌损伤等方向开展系统深入的影像学与机制探索。

　　学术成就

　　在JACC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SCI论文60余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7.2，总他引逾千次。授权发明专利14项。创新性提出“出血型心肌梗死”影像学亚型概念，建立基于冠脉CTA的个体化风险分层模型，研究成果被写入8部国际临床指南与权威教科书，获国际心血管CT协会金奖等多项国际荣誉。

　　推广实效

　　引入并推广20余项国际领先心血管影像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与东软医疗等国产企业深度合作，共同打造首个国产无心电非门控冠脉扫描平台，显著提升临床检查效率。牵头构建多中心、大规模心血管影像AI大模型，推动影像诊断向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迈进，切实提升区域内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

　　1. 海外科研烙印：临床问题意识与系统性科研思维的淬炼

　　提问：您先后在哈佛大学相关医学影像团队和Cedars-Sinai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头看，这段海外科研经历对您后来开展心血管精准影像研究，尤其是临床问题意识和科研方法训练，带来了哪些关键影响？

　　刘婷：我觉得这段海外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临床问题意识被真正打开，另一个是科研训练方式发生了系统性的升级。

　　在哈佛大学以及之后在Cedars-Sinai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接触到的是一种非常鲜明的研究逻辑：不是先问我能做什么技术，而是先问临床上最棘手、最没有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逐渐把研究重心更加明确地聚焦在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精准影像学评估上，尤其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受损心肌如何被更精准地量化识别，另一个是高危斑块如何被更早、更准地发现和分层。比如我后来持续深入研究的心肌内出血与再灌注损伤机制。这并不是单纯从影像技术出发，而是来自临床中的真实困惑：为什么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虽然血管开通了，但预后仍然不好？为什么再灌注之后，部分患者的心肌损伤还会继续进展？这种从临床现象倒推机制，再用影像去验证和量化的研究思路，对我帮助特别大。后来我们围绕“出血型心肌梗死”“心肌内出血是再灌注损伤关键机制”等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其实都和这段训练密切相关。

　　第二个很重要的影响，是科研方法训练更加系统、更加规范，也更加注重交叉融合。在cedars-sinai我参与了多项国际多中心研究，也接触了心脏CT、心脏磁共振、临床生物标志物、人工智能分析等多种方法的整合应用。这样的训练让我越来越清楚，今天的心血管影像研究不能停留在“看图像、做诊断”这个层面，而是要向前走到机制探索，向后走到风险预测和临床决策支持。比如我们后来在高危斑块识别、ACS个体化风险分层，以及AI辅助量化评估方面所做的工作，本质上都是这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延伸，而现在我们团队也更多的将研究领域深入到相关分子机制探索。这段海外求学经历也成为我后来持续深耕心血管精准影像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

　　2. 归国抉择：扎根母校沃土，让前沿理念服务本土临床

　　提问：在海外完成高水平研究后，您选择回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继续深耕心血管影像。这个决定背后，更多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刘婷：对我来说回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国工作，而是希望把自己在海外积累的研究方法、国际合作资源和前沿理念，真正落到中国的临床场景中，去解决我们自己的患者问题。首先，中国医科大学以及医大一院放射科本身就是我学术成长的根基。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在中国医科大学完成，专业始终围绕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展开，所以这里对我来说不仅是工作平台，也是我最熟悉、最有感情、最了解临床需求的地方。回到这里继续做研究，我能够更直接地把临床观察、科研问题和人才培养连接起来，这种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此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有非常扎实的临床基础和科研支撑条件临床资源非常丰富，放射科也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辽宁省重点学科，具备较强的心血管影像基础和多平台支撑能力。对于我的研究方向来说，心血管精准影像绝不是单纯依靠实验室就能完成的，它一定要建立在高水平临床资源、规范化影像平台和多学科合作基础之上。医大一院完全具备这样的平台优势，可以支撑我们围绕心肌内出血、再灌注损伤等研究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的转化研究。

　　而且回国后，我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能够依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现有的平台，继续加强与国内优势团队以及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一方面，国内有很强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团队支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把在哈佛、Cedars-Sinai等海外平台形成的合作经验延续下来，推动更高水平的多学科、国际化合作。我也希望我能跟带领团队扎根于母校，在医大一院放射科这个平台基础上把心血管精准影像这件事做深做实，做出国际影响力。

　　3. 顶刊论文的底层逻辑：回答未被解决的关键临床科学问题

　　提问：您多项研究发表于JACC等国际顶级期刊。在您看来，能入选国际一流期刊的科研工作其核心内容是什么？

　　刘婷：在我看来能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的科研工作一定是回答了一个重要的临床科学问题，并给出了具有完整证据链支撑的答案。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关键科学问题，这个科学问题不一定是很宏大的角度，而是它在临床中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被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比如我这些年一直聚焦的急性冠脉综合征研究，本质上就是围绕几个临床痛点展开：高危斑块如何更早识别，受损心肌如何更精准量化，再灌注以后为什么有些患者预后仍然不好。这些问题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直接关系到患者分层、治疗决策和预后判断。而这些顶尖期刊最看重的，往往正是这种面向重大临床需求的研究。

　　此外，针对科学研究还需要注重原创发现，并不一定是要发明一种全新设备，而是能不能提出一个新的疾病认识、新的评价方法，或者建立一个新的诊疗框架。比如我们在研究中提出“心肌内出血”是再灌注损伤的关键机制，并进一步提出“出血型心肌梗死”应当作为重要亚型来认识；再比如围绕急性胸痛患者，我们建立了基于冠脉CTA高危斑块特征和血清学指标的个体化危险分层模型。这类工作之所以能被国际同行关注，是因为它不是在重复已有结论，而是在推动对疾病本身的理解向前走一步。

　　顶尖期刊非常看重证据是否扎实、方法是否严谨。一个好的科研工作不能只有一个结论，还要有完整的逻辑链条。也就是说，从临床现象，到影像发现，到机制验证，再到风险预测或临床应用，最好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闭环。比如在心肌内出血相关研究中，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影像观察层面，而是结合动物模型、动态观察和多参数成像，去论证它与梗死范围扩大、再灌注损伤加重之间的关系。这种经得起推敲的方法学，是顶级期刊非常看重的。

　　最后我认为还有一点常常被低估，就是研究者对问题的长期坚持。很多真正重要的成果，不是一篇文章“灵感一来”就能完成的，而是围绕一个方向长期积累、持续深入的结果。因此是否抓住了临床真正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原创性的答案，并且用严谨的方法把这个答案做扎实、做成能够推动临床和学科进步的证据是科研工作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4. 重塑疾病认知：提出“出血型心肌梗死”亚型并获国际指南认可

　　提问：针对缺血性心脏病领域，您提出了哪些新的影像学发现？其中哪一项发现让您印象最深，并得到国际权威指南认可？

　　刘婷：围绕缺血性心脏病，尤其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我们这些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受损心肌的精准影像学评估，主要是针对心肌内出血在再灌注损伤中的关键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传统认知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只要血管再通，往往就认为是“成功再灌注”，但在临床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患者即使血管开通了，预后依然不好，心功能恢复也不理想。我们当时就一直在思考，这中间是不是还存在被忽视的关键机制。因此，我们基于心脏磁共振等影像手段系统地观察到，在部分患者中会出现心肌内出血这一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伴随现象”，而是再灌注损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梗死范围扩大、心肌重构以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可以从机制和影像学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一类患者，可以用“出血型心肌梗死”这样的概念来进行更细致的分层。这一重要发现当时也得到了国际心血管领域领军人物Colin Berry教授和Valentin Fuster教授高度赞扬，认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对心肌出血领域的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见解。

　　此外，我们在冠状动脉高危斑块的影像识别和风险分层方面也做了系统研究。通过冠脉CTA结合生物标志物，我们提出了新的高危斑块分型，并建立了个体化风险评估模型，用于急性胸痛患者的分层管理。这类工作更偏向于“前端预警”，目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尽可能把高风险人群识别出来，从而优化诊疗路径。这一重要研究被写入多项国际指南和权威教科书中。从这些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我的这些工作核心其实本质上还是让心血管影像从简单的看结果，逐步推动走行对疾病机制的理解和风险预测，这也是我认为我工作最有价值的部分。

　　5. 心脏磁共振在亚临床心肌损伤早期筛查中的价值

　　提问：除了急性冠脉综合征，您团队在HIV相关人群心肌损伤、透析患者心肌损伤等特殊人群心脏影像评估方面开展了研究，请简要介绍一下研究主要成果。

　　刘婷：我们团队也一直非常关注一些特殊人群的亚临床心肌损伤和早期风险识别问题，因为这类患者往往在临床上症状并不典型，但心血管事件风险并不低。如果能够借助心脏影像，尤其是心脏磁共振，在症状出现之前更早发现结构、功能和组织学层面的改变，那么对于后续干预和管理会非常有价值。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了约200余名HIV患者的人群队列，对患者进行了包括亚临床心肌损伤和冠脉炎症损伤的研究，此外我们还针对肾病透析的患者进行了心肌损伤相关研究，已经有多个相关研究发表，我们还针对脓毒症、乳腺癌等疾病所造成的心肌损伤进行了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和患者来说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特殊人群往往合并多种危险因素，我们目前传统的评估方法往往是在心脏相关症状出现之后的评价手段，而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心脏磁共振不仅能作为排除器质性病变的工具，更可以作为一种早期风险筛查和随访工具，帮助我们在患者发生心脏相关症状之前就可以识别心脏损伤的蛛丝马迹，真正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为临床未来的分型管理和个体化治疗提供更多依据，这也是我们团队持续推进这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6. AI的角色定位：辅助识别、精准量化与风险预警的智能工具

　　提问：您团队已经将人工智能用于冠脉高危斑块识别和心肌损伤量化评估。现在AI在您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中，主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刘婷：我认为AI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中，首先不是来替代医生的，而是更像一个把影像信息进一步结构化、定量化，并且做到预警前移的工具。我认为AI现在主要承担包括辅助识别、精准量化和风险预警这几种角色。目前我们科室的诊断平台已经引入包括深睿、数坤等多个国内AI软件平台用于辅助我们临床医生的影像诊断工作。AI可以作为非常有价值的辅助工具，把容易遗漏或者容易受主观经验影响的影像特征先做初步的筛查和提示，帮助我们临床医生将注意力更快的集中到真正高风险的病灶区域上。但是AI是不可以脱离医生单独做出诊断的，因为我们是要对每位患者负责。

　　此外，我们目前也在将AI应用到心血管影像的科学研究中，我前期的工作围绕冠脉高危斑块识别和心肌损伤评估，已经在做多维度的自动识别和量化分析，希望把过去依赖经验判断的内容，转化成更客观、更可重复的指标。接下来我们团队也会将AI应用到帮助高危患者进行早期识别和个体化分层的相关研究中，让影像从诊断评估逐渐走向风险预测过程，帮助临床做出更精准的医疗决策。

　　7. 深度融合的挑战与未来：构建数据闭环，实现质变突破

　　提问：从医大一院临床需求出发，AI与心血管影像深度融合仍面临不少挑战，在您看来，现阶段最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同时，如果这些问题逐步被解决，未来AI在心血管影像中带来哪些真正具有质变意义的突破？

　　刘婷：目前AI与心血管影像的融合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仍处于数据、大数据模型和临床实际工作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闭环的体系。对于心血管影像来说，高质量、标准化数据的获取与共享是目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心脏磁共振的序列获取本身具有复杂性，在不同中心的设备、患者人群的结构都存在差异，如果缺乏多中心、大规模和规范化标注的数据，对于人工智能的模型泛化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这也是很多AI产品难以真正跨医院落地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团队针对这样的临床问题，正在领头进行一项基于多中心、近万例以上的患者数据所构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研究，我们所构建的AI大模型将真正做到模型落地，并推广至更多医院，惠及更多患者。

　　在未来我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AI在心血管影像领域带来的变化，除了能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外，更多的能够提高不同医生之间的一致性，将定性诊断转变为精准量化和标准化评估，同时能自然融入临床决策体系，帮助放射科医生做出更准确、更稳定的临床诊断。

　　8. 范式与思维的革新：让影像成为临床决策链的核心环节

　　提问：您有丰富的海外研究和国际多中心合作经验。回国后，您在中国医大一院推动的，除了某项具体技术的引进，更重要的是不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临床思维方式？这方面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刘婷：我认为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推进的工作主要是想将我在国外形成的一整套研究范式和临床思维方式带回来，并在我们本土环境中真正落地。不论是在哈佛还是cedars-sinai医学中心，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影像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诊断工具，而是嵌合在整个临床决策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回国之后我也在尝试将这种模式逐步建立起来。

　　首先是研究范式的改变，我们在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之前，标准化的扫描工具和后处理流程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桥梁。最初我们科是没有心脏磁共振扫描序列和后处理的工作站的，我在海外求学的过程中积极推进序列的安装以及后处理工作站的引入，而现在国内三甲医院普遍在使用的心脏后处理工作站，最初就是由我去进行沟通协调，帮助其打开中国市场的同时，也为我们的科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我们能够基于统一的量化指标去做深入分析，而不是只停留在描述性研究之上。

　　此外还有临床思维的改变，在对于心脏病患者的影像报告诊断中，我们以前的思维更多的是回答这个影像报告有没有问题，而现在通过我们这些新的科研序列以及相关参数，我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这个疾病预后怎样。同时我更注重团队的合作，不仅仅是在放射科，更多联合了心内科、肾内科、急诊科以及工科专业，将多专业多团队深刻融合，形成更紧密的合作，推动我们的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

　　9. “临床-企业”协同创新：打造国产无心电门控冠脉扫描平台

　　提问：您团队与东软医疗合作共同打造首个国产无心电非门控冠脉扫描平台，实现了冠脉CTA检查无需心电门控的快速扫描。这类与国产设备企业的深度合作，在提升临床效率和推动技术转化方面带来了哪些实际改变？您如何看待这种“临床―企业”协同创新模式的意义？

　　刘婷：我觉得这个合作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从临床问题出发，和企业共同解决问题”的案例。

　　在传统冠脉CTA检查中，心电门控是一个关键环节。它一方面增加了检查流程的复杂度，比如需要连接电极、调节心率；另一方面，对一些心律不齐或者配合度不高的患者来说，也会影响图像质量，甚至可能会限制检查的可及性。

　　我们在临床中其实一直有一个很直接的需求：能不能在保证影像质量的前提下，让检查更快、更简单，对患者更友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和东软医疗开展了合作，引入并优化了非门控冠脉CTA技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依赖传统的心电触发，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扫描，同时减少患者准备环节。这带来的改变是非常直接的：首先是流程效率明显提升，单日扫描效率提升40%，极大地缓解科室扫描压力，是患者体验显著改善。其次，对于一些老年患者、急诊患者或者心律不齐的患者，这种检查方式更容易完成，也减少了因为配合问题带来的失败率，让过去一些不太适合做冠脉CTA的患者，现在也有机会接受检查，这实际上提高了影像技术在临床中的覆盖面。

　　所以我认为这种合作模式本身的意义是体现了一种比较理想的路径，在我们临床提出的真实需求基础上，企业提供技术来实现路径，双方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优化和迭代，最终形成既能解决问题、又能推广应用的产品。尤其是在当前背景下，我觉得国产医疗设备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很多技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跟随”，而是在一些细分领域具备了创新能力。但要真正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必须要有真实的临床场景去验证和打磨。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类似的合作，不只是非门控CTA，还包括心脏磁共振、AI影像分析等方向。因为只有当临床、科研和产业真正形成闭环，很多好的技术才有可能从“论文”走向“产品”，最终真正服务患者。

　　10. 临床与科研：相互激发、相互驱动的共生关系

　　提问：您既做临床，也做科研。对您而言，临床和科研是一种平衡关系，还是一种相互激发的关系？您如何把临床中的“真问题”转化成科研中的“好课题”？

　　刘婷：对我来说，临床和科研并不是简单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激发、相互驱动的关系。如果只有临床而没有科研，很多问题可能停留在经验层面；如果只有科研而脱离临床，又很容易做成“自我循环”的研究，缺乏真正的应用价值。

　　我自己的体会是，最好的课题几乎都来自临床一线的真实困惑。比如对于心梗患者我们会疑惑为什么有些患者血管已经开通，但预后仍然不好；为什么有些患者从影像上看似差异不大，但结局却完全不同；这些问题如果不去深挖，就只是一个影像表现；但如果往前多走一步，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有价值的科研课题。

　　就比如我们针对心肌内出血再灌注损伤，其实就是源于这样的临床观察，我们通过心脏磁共振等影像手段，我们才逐渐把这种临床困惑转化为可识别、可量化的影像学指标，并进一步去探索它与预后的关系。

　　在我看来，把“真问题”转化为“好课题”，大致需要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对临床现象保持敏感。很多重要问题其实就在日常工作中，但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个案处理，很容易被忽略。需要有意识地去总结：哪些问题是反复出现的，哪些现象是现有解释无法完全覆盖的。

　　第二，是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并不是所有临床问题都可以直接研究，需要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学科特点。对我们来说，影像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可以把很多原本“看不见”的过程转化为可视化、可量化的指标，比如高危斑块特征、心肌损伤范围、组织学改变等。

　　第三，是建立从临床到科研再回到临床的闭环。一个好的课题，不只是发表论文，还要思考它能不能反过来改善临床决策，比如用于风险分层、指导治疗或预测预后。我们后来在高危斑块识别、心肌损伤量化以及AI预警系统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尝试把这个闭环做完整。

　　另外一点我感受也很深，就是临床医生做科研，本身是有独特优势的。因为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也更清楚什么样的研究结果是“真正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临床和科研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同一条路径的不同阶段。

　　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临床是提供问题的源头，而科研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让这些研究重新回到临床，真正改善患者的诊疗和预后。

　　11. 给青年科研人员的建议：建立正确的思维框架与核心能力

　　提问：对于那些希望将心血管影像研究成果转化的青年科研人员，您最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于刚刚进入心血管影像领域或者正在彷徨的青年医生，您认为他们在早期最应该尽快建立哪些能力，如何平衡临床工作与科研工作？

　　刘婷：我觉得对于希望做心血管影像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一开始掌握多复杂的技术，而是尽早建立一套正确的能力结构和思维方式。如果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关键的，首先还是对于提炼关键科学问题的能力。我们的科学问题的起点一定是在临床，而不是在技术本身。比如我们做急性冠脉综合征相关研究，无论是高危斑块识别，还是心肌内出血、再灌注损伤的探索，本质上都是来源于临床中反复出现、但尚未被很好解释的问题。所以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步不是急着做课题，而是先问清楚：哪些问题是真正影响患者预后的，哪些问题是现有手段还没有解决的。只有找对问题，后面的研究才有价值。

　　其次，我认为现在的研究趋势更多的是强调多模态整合，包括影像、生物标志物以及人工智能分析等。所以我认为年轻医生如果想走得更远，需要尽早建立对这些方法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传统阅片层面。

　　而高水平的研究很少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在一个方向上持续积累。比如我们团队围绕急性冠脉综合征，从高危斑块到心肌损伤，再到AI预警，其实是一条连续推进的研究主线。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与其频繁更换方向，不如在一个有临床价值的领域深耕，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对于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医生，我反而会建议他们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而是把基础打牢。包括扎实的临床能力、规范的影像解读能力，以及基本的科研训练。至于临床和科研的平衡，我个人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侧重，而不是简单的时间分配。在职业早期，临床能力一定是基础，因为它决定了你能不能真正理解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逐步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转化为科研方向。

　　另外我认为很重要的建议是，要学会借助团队的力量。现在的心血管影像研究，往往涉及多学科合作，包括临床、影像、人工智能模型构建等多学科技术。如果能进入一个好的团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如何把不同能力整合起来。所以只要大家的学习和工作方向是对的，临床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往往也会走向一种良性的互动。

　　12. 未来规划：精准评估与靶向干预的闭环转化

　　提问：未来三到五年，您的团队在心血管影像方向有哪些重点规划？有没有具体的产品转化目标？

　　刘婷：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团队在心血管影像方面会继续沿着“精准评估―机制解析―靶向干预―临床转化”这条主线往前推进。对我来说，未来的工作不只是继续把影像做得更精细，而是希望真正建立起一个从影像表型到分子机制、再到治疗响应的完整链条。

　　首先核心方向还是继续深耕心肌梗死后心肌内出血及再灌注损伤的精准影像评估。我们下一步会重点围绕心肌内出血的时空演变展开，依托本土3.0T联影磁共振平台，进一步整合多参数成像建立更高效、更精准的多模态代谢生境影像体系。我们希望能更准确地识别它们在不同阶段的微环境变化，并把这些变化和预后真正联系起来。未来希望把这些模型进一步做成可嵌入临床流程的工具，帮助医生完成高危患者筛查、损伤程度量化和预后评估。

　　此外我们也会继续推进无创、快速、智能化的心肌损伤分层技术。我们会将自主优化的MTT-VGE等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在减少造影剂依赖、缩短扫描流程的基础上，实现对再灌注损伤程度的快速分层和自动识别，让心脏磁共振变成更适合临床推广的检查，形成一整套适合本土设备、本土临床场景的技术路径和评价体系。

　　第三，在我们未来的研究会更强调影像与分子机制的深度耦合。我们接下来将深入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明确再灌注损伤不良预后的深层分子机制，寻找精准靶向干预的治疗方案。

　　所以如果总结来说，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团队的重心主要是来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心血管精准影像转化框架，通过利用影像和AI完成识别与分层，从分子机制研究中找到真正可干预的靶点，最后将影像评估和靶向治疗连接起来，推动从诊断到干预的闭环。

　　13. 立足辽宁沃土：做创新生态中的“连接者”与“推动者”

　　提问：获得辽宁省杰出科技青年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您看来，辽宁在医学科技、医学影像和人工智能赋能医疗方面具备哪些基础和优势？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希望在这个区域创新生态中承担怎样的角色？

　　刘婷：获得辽宁省杰出科技青年奖，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可，但更大的感受其实是责任。一方面，这是对我在这些年在心血管影像及心肌损伤精准评估持续探索的一种肯定。我们团队一路走来，从最初做基础成像方法，到逐步建立影像分期体系，再到现在尝试把影像和分子机制、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其实每一步都不容易。所以这个奖项让我觉得，这条路是被看见、也是被认可的。但另一方面，我更强烈的感受是“被期待”。因为这个奖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评价，更像是对我们的研究方向和我们团队的肯定。所以它也在提醒我，接下来要把已经积累的这些研究基础，真正往临床价值和转化应用上再往前推一步。

　　目前我认为我们辽宁在医学科技，尤其是医学影像和AI赋能医疗方面，其实是有很扎实的基础的。首先，辽宁本身有比较完整的医学教育和科研体系，包括像中国医科大学这样的老牌医学院校，以及一批综合实力很强的附属医院，这些都为临床研究和技术验证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医学影像本身就是一个强依赖临床资源的学科，这一点辽宁是有天然优势的。第二，辽宁在高端医疗设备应用和影像技术积累方面也有一定基础。无论是磁共振、CT，还是近年来逐步发展的国产设备平台，其实都在不断提升，这为我们开展新序列开发以及临床转化提供了很好的支撑环境。第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辽宁在推动“医工交叉”和“人工智能+医疗”方面，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生态。现在无论是高校、医院，还是一些科技企业，都在参与进来，这种多方协同对于影像AI、智能诊断、精准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但我们还在发展阶段，很多事情是需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参与、去推动的。

　　所以作为我个人的角色来讲，我更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连接者”和“推动者”。一方面是在科研内部，去打通影像和基础研究之间的壁垒。比如把影像看到的现象，真正和分子机制、代谢变化对应起来，另一方面是在临床和技术之间做转化。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比如AI辅助的心肌损伤评估、无创快速成像技术等，其实都在尝试让复杂的科研成果变成医生可以用、患者可以受益的工具。我希望未来能推动更多这样的成果真正落地。再往大一点说，我也希望能够参与到区域创新生态的建设中，比如推动多中心数据共享、促进医工合作、培养年轻科研人才等等。因为医学影像和AI的发展，不可能靠一个团队完成，它一定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奖项既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我更希望在辽宁这样一个有基础、有潜力的区域里，和更多同行一起，把医学影像真正做成既有深度、也有温度、能够改变临床实践的一件事情。

　　14. 核心寄语：医学影像的价值在于“看明白”并“用得上”

　　提问：最后，如果让您补充一个最希望公众、同行或青年医生真正理解的观点，您最想强调什么？

　　刘婷：如果让我补充一个最希望大家真正理解的观点，我可能会说：医学影像的价值，远不只是看清楚，而是看明白，并且真正用得上。

　　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影像就是辅助检查，是为临床提供一个结果。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心脏磁共振多参数成像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影像其实正在发生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从一个描述结果的工具，逐渐变成疾病认知和临床决策的重要基础。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无论是心肌损伤分层、再灌注损伤机制研究，还是AI辅助的风险评估，本质上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影像能不能更早一点告诉我们风险在哪里，能不能更精准一点指导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我也很希望青年医生能够理解一点，就是不要把影像简单地理解为技术操作或者阅片技能，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连接临床问题和疾病本质的语言。你看到的每一个影像表现，其实背后都对应着一个病理过程、一种生物学变化。如果能够把这两者建立联系，就会发现研究的空间其实非常大。

　　另外，我也想对正在从事科研或者准备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说一句：不要一开始就追求做很大的研究，而是先把一个真正有临床意义的小问题想清楚、做扎实。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其实都是从一个很具体、很真实的临床困惑开始的。最后一点，也是我个人这些年感受最深的，就是医学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患者。无论是做影像、做AI，还是做机制研究，如果最后不能改善患者的诊疗体验和预后，其实意义是有限的。医学影像不仅是辅助疾病诊断，更是在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疾病，并最终改变我们对患者的治疗方式。

　　图片来源于被采访者

　　文|季绍华、孟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