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杰出科技青年奖获得者牛猛|AI趋势下的介入治疗发展：可视化材料，智能影像融合，靶向药物递送

　　1、人物简介

　　牛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介入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后，日本京都大学及欧盟伊比利亚国际纳米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共党员，“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荣获“中国静脉介入新锐”“中华放射介入明日之星”等称号。

　　现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妇儿介入联盟副主席、辽宁省妇儿微创介入治疗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介入医工结合分会主任委员、辽宁省糖尿病足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门脉高压治疗联盟秘书长等20余项国家级及省级学术职务。

　　2、 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2项、省级课题1项。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多功能纳米药物控释系统的肝癌靶向介入治疗及其治疗响应的多模态影像学监测，致力于医工交叉领域的创新与转化。

　　3、 学术成就

　　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2篇(其中SCI(国际核心期刊)收录29篇)，累计影响因子164.3分，10分以上文章7篇，高引用文章2篇。参编重点出版物2部，参与制定指南1篇。授权发明专利4项，成功转化3项，技术转化金额达2000万元。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核心创新成果“介入术中可视化栓塞微球”，通过将传统不可见的栓塞微球进行功能化改造，使其在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CBCT(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MRI(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引导下实现术中实时显影，解决了肝癌介入治疗中“盲操”、栓塞不均、异位栓塞风险高等临床痛点，推动肝癌介入治疗从经验驱动向可视化、精准化、智能化转变，形成肝癌介入诊疗新范式。

　　4、 临床经验

　　从事介入诊疗工作21年，年均完成介入手术超1000例，在肿瘤介入、妇儿介入、消化介入及血管介入领域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深受东北及内蒙古地区患者信赖。所在科室为国家级重点学科，长期致力于复杂疑难病例的微创介入治疗，推动区域内介入技术的规范化应用与推广。其主导的可视化栓塞微球技术已应用于肝癌经动脉化疗栓塞及钇-90放射栓塞等治疗场景，显著提升栓塞精准性与治疗安全性。

　　一、师从徐克，业源临床

　　提问：您在中国医科大学攻读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博士期间，是如何逐步聚焦于肝癌介入治疗这一方向的？是否有某个关键病例或导师的学术观点，对您后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牛猛：从硕士到博士，我一直师从我国介入医学的奠基人徐克教授。他常说：“介入医生不能只做‘手术匠’，要做‘临床科学家’。”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聚焦肝癌介入治疗的，是一个年轻的中晚期肝癌患者。他初诊时已出现门脉癌栓侵袭，门脉主干被癌栓完全堵塞。我们采用了HAIC(肝动脉灌注化疗)联合TACE(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但效果不佳，三个月后他就走了。

　　这个病例让我反复思考：同样是介入治疗，为什么疗效差异如此显著？经动脉灌注治疗与经动脉栓塞的联合时机、药物选择、灌注策略是否有优化空间？门脉癌栓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是什么？这些临床疑难问题，恰恰成为我科研的起点。

　　从那时起，我决心不仅做好每一台手术，更要通过系统研究，让更多患者从介入治疗中真正获益。

　　二、国际访学，精准介入

　　提问：您曾赴日本京都大学和欧盟伊比利亚纳米中心访学，这些国际顶尖机构在介入放射学、纳米医学、分子影像等领域的理念与技术，和当时国内有哪些显著差异？这些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后续在靶向分子探针、可视化栓塞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布局？

　　牛猛：我于2013年和2018年分别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伊比利亚纳米中心进修。当时中外差异显著，有很多学习空间。

　　在日本京都大学，我看到了他们对临床问题的极致细化和基础研究的深度介入――每一个临床问题都会被拆解到分子层面进行探究。而在伊比利亚纳米研究中心，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医工交叉”――材料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临床医生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个纳米载体的设计。

　　这让我深刻意识到：介入医学的未来，一定是多学科融合的。回国后，我逐步开展了靶向分子探针、可视化栓塞材料、肝癌多模影像在微创介入治疗中的研究，希望把“看见”和“打到”结合起来，实现真正的精准微创介入。

　　三、共同成长，医研报国

　　提问：从青年医生到介入科主任、“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您在学术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技术攻关、临床与科研的平衡，还是团队建设？您是如何通过具体举措逐步突破的？

　　牛猛：从青年医生到青年医学科学家，再到团队带头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团队跑起来”，实现团队共同发展。

　　临床工作本就繁重，科研需要时间和精力，很多年轻医生很容易被日常手术淹没，难以抽身进行科研探索。我采取了三项举措：

　　第一，“临床出题、科研解题”――把临床痛点转化为科研课题，让学生和年轻医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成长，让科研在解决临床问题中自然发生。

　　第二，搭建平台――依托沈阳药科大学、中科院理化所、自动化所等顶尖科研机构，构建“临床+研究+协同”三位一体的团队模式。

　　第三，营造文化――我们团队有个口号叫“敢啃硬骨、协同攻关、医研报国”，这不仅是口号，更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

　　四、磁粒子成像(MPI)，影像导航

　　提问：您团队构建的“介入术中可视化栓塞微球”，其核心技术原理是什么？与传统栓塞材料相比，它在术中影像可见性、栓塞精准性、药物负载能力等方面实现了哪些关键突破？

　　牛猛：我们团队研发的可视化栓塞微球，核心技术原理在于将成像功能与治疗功能一体化设计，使栓塞材料本身具备多模态成像能力，从而突破传统栓塞材料“不可见、控不准”的瓶颈。

　　以我们与中科院理化所合作开发的二氧化锆基微球和锰基MOF为例，这类材料的核心元素――锆、锰、铁――本身具备优异的CT或MRI成像性能，为治疗后的精准评估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同步推进磁粒子成像(MPI)这一新型成像技术的临床转化。MPI对磁性纳米材料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定量能力，可实现术中实时追踪。我们开发的磁性纳米材料正是MPI的理想示踪剂――未来随着MPI设备进入临床，我们的栓塞微球将真正实现“推注即看见”，医生在术中即可实时监控微球的分布与流向，精准把控栓塞终点。

　　与此同时，我们在纳米尺度上优化了载体结构，实现化疗药物的高效负载与肿瘤微环境响应性释放。这种“栓塞+化疗+成像”三位一体的设计，为肝癌精准介入治疗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也为介入医学从“经验驱动”迈向“影像导航”提供了关键支撑。

　　肝癌介入给药是中晚期肝癌的首创方式，也是国际公认的临床推荐方式。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化疗药更精准地作用于肿瘤，避免异位栓塞对肝脏功能的损伤。结合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伊比利亚纳米中心的学习经验，我们研发的载有二氧化锆的复合化微球，将原有经验性注射转变为全流程可视化，充分保护患者肝功能，提升肿瘤杀伤效果。

　　我们的特色是结合自主研发的介入AI联合DSA自动给药机器人，相比手动推入更精准；同时与相关机构合作，基于DSA实时图像大数据集训练AI大模型，进一步提升给药精准度，防止异位栓塞发生。

　　五、多壳二氧化硅，可降解二氧化锆

　　提问：这项技术从实验室研发到临床转化，经历了多少轮测试与优化？在可视化精度、栓塞效果、生物相容性等方面是否遇到过瓶颈？团队是如何通过材料改性或影像融合技术加以解决的？

　　牛猛：从最初的概念验证到现在的临床转化，我们经历了不下百轮的优化。

　　从最初的多壳二氧化硅，到10壳二氧化锆，再到塑化为可降解的成分，我们进行了大量体外实验，随后开展细胞、小鼠、兔子、猪等一系列载体实验，构建可视化和药物缓释体系，最后进行临床二期实验，完成初步临床验证与转化。整个过程耗时数年，通过数百轮实验验证。

　　最大的瓶颈是“成像与治疗的兼容性”――有些材料成像效果好，但生物相容性差；有些药物负载高，但影像信号弱。我们通过“材料改性+影像融合”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优化纳米材料的表面修饰和粒径控制，提升生物相容性；另一方面结合多模态成像，通过算法融合弥补单一模态的不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实现临床转化潜能。

　　六、药物控释系统，靶向分子探针

　　提问：您同时致力于新型药物控释系统与靶向分子探针的研发。这两项技术在药物负载效率、靶向特异性、体内代谢安全性等方面，当前面临的核心技术瓶颈是什么？团队采用了哪些实验策略或技术路径来突破？

　　牛猛：当前的核心瓶颈可以概括为两句话：“靶向不够准，释放不够控。”

　　针对“靶向不够准”，我们团队近年来探索了分子影像指导的靶向探针设计。我们与中科院自动化所团队合作，开发了一种磁性纳米颗粒，表面连接了能识别肿瘤免疫靶点(如PD-1、CTLA-4)的抗体。这就像给颗粒装了个“智能导航”，让它能主动找到肿瘤里的目标细胞。这项研究不仅让PD-1、CTLA-4这些靶点在活体里变得“看得见、测得准”，也为TACE联合免疫治疗筛选出最可能获益的患者提供了全新工具。

　　针对“释放不够控”，我们与沈阳药科大学合作，主要采用肿瘤微环境响应的智能释放策略。利用肿瘤组织特有的低pH、高活性氧、特定酶高表达等微环境特征，设计可在病灶部位特异性响应的纳米载体，实现药物的精准控释。

　　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通过微导管将化疗药精准注入肿瘤内部，我们需要研发更优的药物载体。经过多轮实验，二氧化锆及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有效方向，并完成临床验证与转化。下一步，我们计划采用凝胶方式，利用其更好的流动性，实现微观可视可控，进一步提升载药和缓释功能。

　　目前我们正将这两条技术路径融合――以靶向探针实现“看得见”，以智能载体实现“控得住”，为肝癌的精准介入治疗提供完整的“诊疗一体化”解决方案。

　　七、钇-90治疗，靶免的前瞻

　　提问：钇-90微球治疗是近年来肝癌介入治疗的重要进展。您在盛京医院开展该项技术的临床应用中，主要适用于哪些类型的肝癌患者？在肿瘤缩小率、生存期延长、肝功能保护等方面的临床数据如何？

　　牛猛：钇-90微球选择性内放射治疗(90Y-SIRT)是肝癌局部治疗的重要突破。传统TACE(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是“毒死”肿瘤，而钇-90采用核素靶向杀伤肿瘤，疗效更确切，对治疗精准度要求更高。

　　我们主要应用于三类患者：一是中晚期肝癌，尤其是合并门脉分支癌栓者；二是TACE失败或不适合TACE的患者；三是潜在可切除或移植的降期转化及桥接治疗，尤其是放射性肝叶切除可诱导对侧肝叶增生，为根治性手术创造条件。

　　在疗效方面，国际研究已证实其显著价值：LEGACY和RASER研究显示早期肝癌放射性肝段切除的客观缓解率达88%~100%；DOSISPHERE-01研究表明局部晚期肝癌个体化剂量方案可显著延长总生存；荟萃分析显示90Y-SIRT(钇90 微球选择性内放射治疗)可改善中晚期肝癌的总生存和无进展生存，且肝功能损伤轻于TACE。TRACE研究也证实其无进展生存优于载药微球TACE。

　　其首选适应症是原发性肝癌和肝转移瘤，尤其对于寡转移、单发3厘米以内的病灶，疗效可与手术媲美。对于伴有门脉癌栓的患者，可结合免疫、靶向治疗实现转化后再进行钇-90治疗。术中我们采用CBCT(锥形束 CT)技术，精准找到肿瘤供血动脉，实现药物精准递送。

　　更重要的是，90Y-SIRT可通过激活免疫反应与免疫治疗产生协同效应，为联合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我们团队正在开展90Y-SIRT联合靶免的前瞻性研究，探索最佳联合时机和获益人群，以期为不同分期的肝癌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策略。

　　八、合并门脉高压，个体化治疗

　　提问：针对中晚期肝癌合并门脉高压等复杂病例，您团队如何结合影像学特征、病理分型、肝功能储备等指标，制定个体化介入治疗方案？是否有成熟的临床路径或决策模型？

　　牛猛：中国是乙肝大国，肝癌患者多伴有肝炎、肝硬化，中晚期患者常出现肝硬化门脉高压大出血。治疗需在控制肿瘤的同时，缓解门脉高压、预防消化道大出血。

　　在中晚期肝癌合并门脉高压的复杂病例中，我们团队坚持多学科协作，从三个维度精准评估：影像特征(肿瘤负荷、门脉高压程度、癌栓分型)、肝功能储备(Child-Pugh评分)和肿瘤分期(CNLC分期)。我们主要通过两项评估制定方案：

　　一是肝功能及全身状态评估，采用国际标准化的Child评分；二是门脉高压量化评估，我们在全国首创相关专家共识，通过肝静脉血压测定，精准判断门脉高压患者适合内镜治疗、经颈静脉门体分流术还是肝移植，为患者提供个体化治疗参考。

　　基于评估，我们制定个体化介入方案：对于多结节或血管侵犯者，首选精细TACE――DSA下微导管超选择插管至肿瘤供血动脉，必要时联合CBCT实现精准栓塞，保护正常肝组织。

　　若合并门脉主干癌栓，可在TACE基础上联合门静脉支架植入或碘-125粒子条，既开通血流、缓解门脉高压，又局部控制癌栓。

　　对于癌栓负荷重或TACE抵抗的患者，HAIC是重要选择，我们多采用FOLFOX方案持续灌注，其较高的客观缓解率可为后续转化切除创造机会。

　　对于部分富血供肿瘤或不适合常规TACE者，可考虑90Y-SIRT，实现高剂量内照射同时减少栓塞综合征。

　　我们借助“Six-and-twelve”模型、TACE列线图或HAIC特异性预后评分等工具筛选最佳获益人群，最终形成以精细介入为基础，动态联合靶向、免疫或局部放疗的综合治疗闭环，全程动态调整。

　　九、 介入治疗，影像导航

　　提问：您在研究中强调多模态影像学监测在肝癌介入治疗中的作用。能否具体阐述其在术前评估、术中导航、术后监测三个关键环节中的核心价值？有无典型病例可以分享？

　　牛猛：多模态影像学是精准介入治疗的“眼睛”。我们将其贯穿于肝癌介入治疗的全周期，每个环节都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术前评估：从解剖成像到功能成像。传统影像学主要提供肿瘤的位置、大小等解剖信息，而多模态影像让我们能够窥见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例如，我们通过高分辨率MRI结合弥散加权成像等功能序列，可更精准地评估肿瘤边界、微血管侵犯风险，为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对于存在高危特征的患者，我们在TACE基础上联合全身治疗，这种基于影像学特征的“预警-干预”模式，正在成为我们术前决策的重要支撑。

　　术中导航：从“凭经验”到“看导航”。中晚期肝癌常伴有肝动脉解剖变异，传统DSA下寻找肿瘤供血动脉如同大海捞针。我们将术前高分辨率MRI/CT血管重建图像与术中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实时融合，构建“三维血管 roadmap”，实现精准导航。

　　典型病例：一位肝右叶巨大肝癌患者，肝动脉起源异常，常规造影反复尝试始终无法明确肿瘤供血动脉。通过术前MRI三维重建与术中DSA融合，我们精确定位了一条迷走肝右动脉，顺利完成超选择性TACE，术后影像证实肿瘤完全坏死。这种融合导航技术，让复杂病例的介入治疗从“盲探”走向“可视”。

　　另一典型病例：一名肝顶部靠近膈肌的病灶患者，常规消融易损伤膈肌或导致肿瘤复发。我们先通过DSA栓塞肿瘤，再结合超声、CT、磁共振多模态影像融合，完整勾画病灶、构建消融通路，一次性彻底消灭肿瘤，患者随访8年无复发。

　　术后监测：从看形态到看功能。术后疗效评估不能只看肿瘤大小变化，更要关注肿瘤微环境的演变。我们正在探索利用磁粒子成像(MPI)这一前沿技术，在临床前研究中实现对PD-1、CTLA-4等免疫靶点的动态监测。初步结果显示，TACE联合免疫治疗后，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呈现规律性变化，这种“影像学活检”有望在未来为免疫治疗时机的选择提供客观依据。我们也在同步开展基于液体活检的免疫标志物动态监测研究，与影像学形成互补。

　　多模态影像的核心价值，就是让介入治疗从“经验驱动”走向“影像导航”。我们正在将这套体系系统化、智能化，让更多患者从中受益。

　　十、自动给药，临床转化

　　提问：AI技术与多模态影像融合是当前热点。您如何看待AI在肿瘤识别、疗效预测、术中决策等方面的潜力？您团队是否已开展相关研究？未来有无布局计划？

　　牛猛： AI与多模态影像的融合，正将介入医学从“经验驱动”推向“数据智能驱动”。其潜力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肿瘤识别――AI可实现病灶自动勾画和血管三维重建，减少主观差异。我们在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构建了基于影像组学的智能算法，实现了TACE的精准筛选与栓塞规划，并在多中心完成临床验证，有效降低并发症。

　　第二，疗效预测――AI可整合影像、病理、分子等多维数据，构建个体化预测模型。我们依托“大同肝胆肿瘤数据库”，正在开发融合影像组学与临床特征的获益人群筛选模型，初步结果良好。

　　第三，术中决策――AI辅助系统可降低操作难度和辐射暴露。我们带领学生研发的“AI赋能TACE自动化给药系统”，基于血管造影视频实时识别血管，联动3D打印装置实现精准注射，获全国医学装备创新大赛三等奖，并推动上合组织国家介入联盟筹建。

　　介入医生的核心痛点是术中操作存在辐射，AI结合机器人及海量临床实践，建立“诊断+治疗+随访”的临床大模型，可有效解决辐射问题，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

　　未来布局：我们将深化AI与多模态影像融合，完善智能决策平台，推进自动化给药系统临床转化，并探索MPI(心肌灌注显像)免疫微环境的AI动态监测，为个体化治疗提供精准时机。同时，我们将继续深耕AI与介入机器人的结合，通过磁控导管、大数据分析，实现更精准的靶向递送，同时开展肝癌免疫微环境、3D淋巴结构的多学科分析。

　　十一、AI给药与人工给药互补

　　提问：AI自动给药系统研发出来后，与传统人工给药、您的日常科研工作是什么关系？并非替代关系，其深层关系您如何理解？

　　牛猛：AI自动给药系统与传统人工给药、日常科研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传统人工给药依赖注射器手动操作，靠肉眼识别给药终点，易出现误差：给药不足则疗效不佳，给药过多则易损伤其他脏器。AI自动给药系统可完全替代人工手动给药，实现标准化、个体化精准给药，节省医生精力和时间，同时大幅减少医生术中辐射暴露，保护医生健康。

　　此外，该系统可延伸至基层，通过远程医疗模式，为基层医生提供标准化治疗工具，提升基层介入治疗水平。我们的日常科研为AI系统提供大数据支撑，AI系统的应用又能反哺科研，优化治疗方案，形成“科研-临床-AI”的良性循环。

　　十二、临床导向，分层应用

　　提问：多模态影像在提升诊疗精度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操作复杂度与医疗成本的提升。您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如何优化流程、控制成本，同时保障诊疗质量？

　　牛猛：我们坚持“临床导向、分层应用”――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多模态，而是根据病情复杂度和临床需求分层使用。同时，我们通过两项举措优化流程、控制成本：

　　一是实现院外影像的统一识别，基于前期数据造模与矫正，让任何院外CT、磁共振影像都能在我们的系统中识别，避免患者重复检查，降低经济负担。

　　二是提升计算效率，将原本需要十分钟的流程计算，优化至一分钟内完成，可快速制定治疗、消融及栓塞路径，极大节省手术时间，保障诊疗质量。

　　十三、临床痛点，患者获益

　　提问：我们了解到您的4项发明专利已经实现了2000万元的技术转化。能否介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从实验室到临床经历了哪些关键环节？目前临床应用反馈如何？

　　牛猛：最具代表性的是两项成果：

　　一是“阿司匹林-利伐沙班复合制剂”。针对外周血管介入术后抗栓疗效与出血风险的平衡难题，我们通过胃溶保护层与肠缓释微球技术，实现抗血小板与抗凝双通道协同抑制。

　　二是“三氧化二砷-二氧化锆药物控释系统”。将传统中药砒霜的核心成分靶向递送至肿瘤，实现对TACE术后残留灶的精准增敏消融，解决了三氧化二砷全身毒性高的临床痛点，为“老药新用”提供了成功范例。

　　另一项代表性成果是经颈静脉门体分流术(TIPS)可变直径支架。常规支架存在痛点：扩容量大则分流量大，易引发严重肝性脑病；扩容量小则无法有效止血。我们设计了球囊可控、可变性内径的支架，基于临床需求研发，经临床验证，可有效降低门脉压力、控制出血，同时显著降低肝性脑病发生率，实现一举两得的效果，临床应用反馈良好。

　　回顾转化历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企业合作确保技术路径符合产业化需求；临床验证依托本中心病例资源快速推进；伦理审批严格保障患者权益。但最核心的是“临床需求驱动”――每一项转化都源于临床痛点，每一项创新都指向患者获益。

　　十四、摩擦与协调

　　提问：在技术转化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科研与企业之间的摩擦点？您是如何协调科研团队、企业、临床机构等多方资源，推动理论创新落地为临床工具的？

　　牛猛：最大的摩擦点是“科研追求完美，产业追求可行”――工程师难以理解介入治疗的操作流程与临床需求。

　　为打破这一壁垒，我们在医院设立现场MDT机制，定期邀请工程师到医院，观摩患者诊疗、DSA手术操作，让工程师在临床一线了解需求、产生合作火花，有效解决沟通障碍，推动理论创新向临床工具转化。

　　我们学会“抓大放小”――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优先满足产业化需求。同时，建立了“临床-企业-监管”三方沟通机制，定期对接，及时调整。

　　十五、神经成像预警，靶向NEGF2的介入递送

　　提问：您年均完成超1000例介入手术，临床经验丰富。是否有某个复杂病例，直接启发了您在可视化栓塞、靶向探针或个体化治疗方面的科研思路？能否分享该病例的诊疗过程与后续研究转化？

　　牛猛：有两个病例对我的研究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个是早年的一例患者，在栓塞过程中因存在动静脉漏，出现脑内异位栓塞，虽经抢救缓解，但让我意识到药物可视化的重要性。基于此，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发可视化、可精准操作、可控的栓塞材料，减少异位栓塞风险，相关研究已逐步落地临床。

　　第二个病例让我对肝癌有了全新认识。一位中晚期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TACE术后影像学评价非常满意，但仅4周后出现进展。我们分析后发现，肿瘤中存在大量施万细胞和神经纤维浸润，且高表达NEGF2――一种神经导向因子。这提示肿瘤可能通过“劫持”周围神经系统实现免疫逃逸和快速进展。

　　回顾更多TACE术后快速进展的中晚期肝癌病例，发现相当比例存在类似神经浸润现象。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将研究方向拓展至“肿瘤-神经调控轴”，逐步建立神经成像预警体系，开发靶向NEGF2的介入递送系统。每一个临床困惑，都可能是科研的起点。

　　十六、短板与突破

　　提问：当前我国肝癌介入治疗领域，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高端设备国产化、基层技术普及等方面，还存在哪些短板？您认为应如何突破？

　　牛猛：作为辽宁省介入质控单位，我们已与30余家基层医院建立合作，接收基层医生进修，但短板依然存在：

　　短板有三：

　　一是高端设备和核心材料依赖进口；

　　二是基层技术普及不足――部分基层医生对疑难重症处理能力不足，需将患者转移至上级医院，而肺栓塞、动脉夹层等重症患者搬运过程中风险极高；

　　三是转化链条不畅。

　　突破路径：

　　一是“医工结合”推动国产替代；

　　二是“专科联盟+远程培训”提升基层能力――实现数据实时上传，未来推进远程介入操作、远程示范及远程介入机器人的应用，让基层疑难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三是“临床-企业-监管”协同加速转化。

　　十七、可视化材料，智能影像融合，靶向药物递送

　　提问：未来5-10年，肝癌介入治疗将向哪些方向发展？您和团队接下来的研究重点会聚焦于可视化材料、智能影像融合、靶向药物递送中的哪些细分方向？

　　牛猛：结合国家2030年肝癌生存率提升的要求，我认为未来5-10年肝癌介入治疗将向四个方向演进：

　　1. 精准化：从“大体栓塞”到“细胞级靶向”，结合分子影像和基因编辑精准调控肿瘤微环境；

　　2. 智能化：AI全程参与术前规划、术中导航、术后监测，自主完成部分标准化操作；

　　3. 综合化：从“局部治疗”转向“全身免疫激活”，将介入局部栓塞、冷冻消融与免疫治疗、细胞治疗深度融合，将肝癌免疫抑制的“冷环境”转化为免疫激活的“热环境”；

　　4. 微创化：纳米机器人、可吸收支架等新技术减少医源性损伤。

　　团队未来研究重点对应：

　　可视化材料：开发MPI专用超顺磁性微球，实现栓塞材料的定量监测和体内代谢追踪，让治疗“看得见、算得准”；

　　智能影像融合：构建“MRI-MPI-AI”三元平台，术前预测、术中导航、术后监测形成闭环；

　　靶向药物递送：聚焦“肿瘤-神经调控轴”，除化疗、放疗药物外，探索干细胞等新型载药方向，阻断神经浸润、重塑免疫微环境。

　　十八、做科研，别凑热闹，要解决真问题

　　提问：作为“中国静脉介入新锐”，您对青年医生在科研思维、临床素养、职业发展方面有何建议？他们应如何在海量信息中找准方向、持续深耕？

　　牛猛：做科研，别凑热闹，要解决真问题。

　　我每周让自己记3个临床痛点，做完手术逼自己想：刚才这个患者难点在哪？现在技术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突破口在哪？要结合海量临床数据，从临床实际问题出发，提炼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最终实现成果转化。知识结构要搭成“T”型――纵向把介入钻深，横向往材料、免疫、AI这些领域拓展，不能只会开刀。

　　练临床，手要稳、眼要准、决断要快。前5年别急着搞创新，先老老实实磨技术，完成500例TACE、100例TIPS，基本功扎实了再说。遇到并发症积极解决，每个坑都是交学费，复盘透了才能长本事。

　　谋发展，别急功近利，要沉得下心。我们这个行业，成长周期很长，没有捷径可走。现在的年轻医生赶上了好时代，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平台、资源、机会都比我们当年要好得多。但越是平台好，越要沉得住气――不要总想着“换个环境会不会更好”，也不要因为短期的得失而动摇。希望青年医生注重多学科、医工交叉合作，将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造福患者的临床医疗器械。

　　我常说一句话：扎得越深，站得越稳。把自己的根扎在临床一线，扎在患者身边，扎在你选择的这片土地上，时间会给你答案。

　　十九、让更多人了解介入，信任介入

　　提问：公众对“介入治疗”认知仍有限，您认为应通过哪些科普形式提升其认知度？您和团队目前有哪些科普实践或计划？

　　牛猛：介入治疗较为抽象，公众认知度低，需通过多种科普形式宣传。

　　我们团队目前已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等，发布典型病例、新技术科普内容；创办了公众号“盛介铅衣先锋队”，发布原创科普81篇，获1105人关注，荣获省科普创作奖。同时借助科协平台，通过官方媒体进行科普宣传。

　　未来计划：制作短视频、开设患者教育课程、编写科普手册，在省级、国家级平台进一步宣传微创介入治疗理念，让更多人了解介入、信任介入。

　　二十、国际学术影响力

　　提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您认为中国介入放射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与影响力？

　　牛猛：中国介入放射学在滕高军院士、徐克教授的带领下，过去十年取得了显著进步。

　　核心竞争力是“临床资源+转化能力”――我们有全球最大的病例库和最丰富的临床场景，以及顶尖的介入技术和器械。目前国际治疗指南和规范多由欧美专家制定，我们多为参与方。

　　未来要提升话语权，必须：

　　1. 加强原创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

　　2. 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

　　3. 推动中国指南走向世界――在滕高军院士、徐克教授的带领下，制定我国自己的临床规范，用中国人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数据，影响国际指南和规范；

　　4. 依托“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二十一、医疗伦理与患者权益

　　提问：在新型技术或药物临床测试中，您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医疗伦理？在保障患者知情权与安全权益方面，团队有哪些机制？

　　牛猛：盛京医院高度重视医疗伦理，患者知情权和安全权益是首要原则。

　　我们在药物治疗设计、随访、并发症处理等方面，均制定了详尽方案，经医院各科室专家组成的伦理委员会认证后，再推进临床测试。所有临床试验均经伦理委员会严格审批，充分告知患者研究目的、风险和获益，签署知情同意书。

　　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会与患者充分沟通，进行全程随访，及时记录、上报并处理各类并发症，建立“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和“不良事件应急机制”，确保患者安全。

　　二十二、基层帮扶与区域协作

　　提问：针对基层医疗机构介入治疗能力不均，您认为技术培训、远程会诊、区域协作等方式中，哪一类最具实效？盛京医院是否有相关帮扶计划？

　　牛猛：基层介入治疗能力不均衡，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受非常深刻的问题。坦率地说，技术培训、远程会诊、区域协作这三种方式各有优势，但如果只能选一个“最具实效”的，我认为是区域协作，因为它能从机制层面解决问题，而不是靠一次两次的帮扶。

　　单纯的技术培训，学员回去后可能因为设备不足、团队配合不够而无法开展；远程会诊能解决个案问题，但无法系统提升基层的整体能力。而区域协作是把培训、会诊、转诊、质控整合在一个体系里，形成长效机制。

　　最具实效的方式是“培训+反复沟通打磨”。第一步，让基层医生到盛京医院这类头部医疗单位进修学习，开阔视野；第二步，建立多学科上下级会诊机制，基层医生返回工作岗位后，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必要时“回炉改造”。基层医生患者量不足、经验欠缺，与上级医院反复沟通打磨，是提升其治疗能力和信心的关键。

　　这正是我们盛京医院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与阜蒙县人民医院等16家基层医院建立了“外周血管病专科联盟”，这不是挂个牌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定期开展规范化培训、学术讲座、教学查房和双向转诊，优化转诊流程，让基层医院遇到复杂病例能及时转上来，常规病例能在当地放心治。

　　我们还举办了多项国家卫生健康委规范化教学学习班，邀请全国专家来指导，设置互动环节和考核，确保学员真正学有所获。

　　同时，我们的帮扶不仅限于东北。2023年我支援延安市人民医院，从零突破开展了陕北首例TIPS等12项新术式。通过现场和远程指导，帮助他们开展多项高难度四级手术。我们还与延安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开展规范培训和疑难病例会诊。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将新技术、新术式和科室建设经验推广至延安老区和西部地区，切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我常说一句话：优质医疗资源不能只集中在大城市，要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介入诊疗服务。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责任问题。我们团队会继续扎根东北、辐射全国，把这件事持续做下去。

　　二十三、为辽宁患者造福

　　提问：您是怎么看待辽宁杰出科技青年奖的？

　　牛猛：我从医十余年，一直致力于肝癌微创介入治疗的临床、科研及转化工作。

　　2025年，我获得辽宁杰出科技青年奖，我希望借助科协平台，深化医工结合，推动肝癌临床与科研问题和人工智能、分子影像等多学科的深度合作，为辽宁患者造福。

　　文/季绍华、孟庆杨